夏芝元是一个68岁的老人，湖南蓝山县人。他见人总是憨憨地笑，右侧掉了一颗大牙，笑起来更显出他的朴实。

　　他死的时候，身上还穿着那件绿色的环卫服。

　　那天早上5点多钟冒着雨出门工作，回家以后很快就爬不起来了，上午10点多钟来了一个做医生的老乡，给他看了看。下午3点多，他躺在床上“呜呜”地呻吟，声音渐渐地弱下去、弱下去……

　　工友、老乡唐光忠说他是脑溢血，不过因为是回家才死的，所以不算工伤。

　　那天是2014年5月22日，“气温26℃到31℃，中雨，风力小于或等于3级，无持续风向”。

　　唐光忠多次处理老乡的猝死，已没有悲伤，在他看来，这就是宿命。

　　一个多月前，一场“环卫工被打”事件让他们成为舆论关注焦点。暴徒很快被警方刑拘，到现在，相关问题政府也已妥善处置。

　　事件告一段落，但环卫工的生存境况，无法让人忘记。

　　环卫工的生存境况—那是主流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存在于我们的心里。当很多人遗忘了他们时，我们愿意做出记录，“回应他们的存在”。

　　归 宿

　　李有才没有才，他不识字;也没有财，穷了一生。

　　他是东莞莞城街道一名58岁的环卫工，他最怕的事情是下雨。下雨也得工作，容易生病。一天只有40多块钱工资，感冒一次就要花几百元，没有社保，都是自己掏，掏得心疼。

　　夏芝元死去那天就是下雨。

　　他的家在戴屋庄一个老旧小区的3楼平台上，一二楼都是商用，3楼分布着住户们的杂物房。一间杂物房约有3平方米，他和妻子免费住在其中紧挨着的两间，住户看着心酸，也不赶他们走。

　　在“房间”旁边用油纸搭了一个小窝棚，就是厨房。没有水龙头，他们只能长期“偷水”，住户阿忠说，可能就是在水管上钻一个小孔。小区知道，但也因同情而放任。

　　他们跟3楼的住户们也没什么交道，只是跟阿忠比较熟。阿忠常常给他们一些肉菜，每年中秋节都给他们一盒月饼，他们感激在心，有时候就主动帮阿忠搬搬东西。

　　那天，妻子回了湖南老家照看生病的老父亲，只有夏芝元一个人在。上午11点，阿忠看到同乡的医生来看他，下午3点多就听得他呻吟声大作。阿忠心想，医生来过，应该没事，所以也就没在意。

　　随后阿忠出门，回来已是五六点钟。一般这个时候，夏芝元都在收拾扫地时捡回来的一些废品，叮叮当当地响，这天下午那个角落，却死一般地沉寂。

　　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工友见他没有上班，到家里找他，还开玩笑，拿棍子去捅他，骂他“懒虫”，才发现他已经僵硬，穿着他的绿色环卫服。

　　唐光忠说是脑溢血，不过据说不是在工作时间溢的，所以没有赔偿。儿女们过来，处理完后事，把夏芝元捡来的一大堆废品卖掉，全家人就都回了蓝山老家，不再来东莞。

　　今年过年，夏芝元夫妻还与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起在这两间“房间”里过年。李有才说夏芝元很老，但是很健壮，力气很大，拉着满满的一车垃圾上坡，好像并不费力，谁知道这么快客死异乡，老无归宿。

　　客死异乡，就是归宿。

　　除了《南风窗》记者，至今没有其他人对他们的死亡表示过兴趣，他们自身也不感兴趣。经过细致的多方询问，记者记录下一份死亡名单，上面的每一个名字，都是东莞莞城街道的蓝山籍环卫工人：

　　十多年前，蓝山县毛俊镇沿田村人邓某阳(大家都想不起中间那个字)，在运河西边冒雨工作，掉入河中溺亡;

　　五六年前的一天，下雨，晚上8点多钟，蓝山县毛俊镇沿田村人黄大哥，在金澳花园附近扫地时，车撞身亡;

　　2001年，蓝山县毛俊镇人唐仁响，工作5年，上班时间死于东湖花园附近马路;

　　2009年10月，蓝山县毛俊镇人钟金生，工作14年，死于脑瘤;

　　2010年7月6日，蓝山县火市乡人雷爱嫦，工作8年，连续加班6天后在岗位上突发脑溢血瘫痪，2013年9月22日死亡;

　　2012年4月，蓝山县毛俊镇人李先进，工作12年，死于肝病，父母儿女靠妻子继续做环卫工养活;

　　2012年，蓝山县毛俊镇人雷大哥，车撞身亡;

　　2013年7月4日，蓝山县毛俊镇人雷爱媛，工作6年，下班后突发脑溢血死亡;

　　2013年12月8日，蓝山县毛俊镇人谭代福，年仅18岁，未婚，死因不详;

　　2014年5月22日，蓝山县火市乡人夏芝元，工作8年，下班后突发脑溢血死亡;

　　还有信息不详的蓝山县人李格解，病亡……

　　环卫工人强调，这是一个不完全的名单，有一些已经记不起来了。有些人得到了几万元的补偿，有些人分文未获。

　　看上去，其中少数人的死因似与工作无关，不过工人们强调，他们没有社保，也没有过一次体检。

　　生 存

　　社保和体检都是奢侈品，工作仅是为了生存。

　　环卫工人唐世东说，在莞城，约有800多名环卫工人，其中六七百名是湖南蓝山县人。

　　这个县为何盛产环卫工?雷建基说，其实是盛产工人，该县总人口40万人左右，目前有6万多人在东莞打工，所以他们在东莞设立了驻地机构。

　　莞城街道这些蓝山籍环卫工，大多在50岁至65岁的年纪，大部分人在90年代中期到东莞工作。

　　时间往回推20年，他们都正当青壮年。那时，他们的孩子已经到达学龄，当时义务教育自费，家庭开支渐渐到达顶峰期。在农村务农，仅能获得一些粮食，难以得到急需的现金。而那时的东莞，在中国代表的正是现金，于是这些人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活。

　　李有才1995年到东莞，那时工资是550元，妻子350元，虽然低微，但比在家里好。

　　做环卫工，意味着全年无休。“一年365天，没有一天假期。”李有才19年来没有回过一次老家过年，其他人也差不多，大年三十还要加班到12点，“创文创卫”更是加倍繁忙。

　　生病了，家里出事了，也不能请假，那就找人代班。代班就是把自己负责的区域让旁边的工友一起清扫，当天的工资就给代班工友。

　　所以，生病最麻烦，不但那段时间工资归于他人，还要出医药费，把相当一段时间的工资也赔进去。

　　一般来说，生病是因为淋了雨，所以他们最憎恨下雨。

　　一天扫地3次，清晨，天未放亮扫一次，中午12点到1点半扫一次，晚上七八点钟扫一次。

　　拿到的工资是东莞最低的工资—这个“最低”不是估计，因为他们的工资等于当年东莞“最低工资标准”。在劳动力供给不足的背景下，这一标准就像专为他们而设立。

　　目前东莞的最低工资标准为1310元，这就是李有才他们的基本工资。说是“基本工资”，是因为去年5月份开始还加了280元，这是每个月8天周末的加班费。除此之外，他们能够数出来的，就是一年几十元的意外险，中秋节的两块月饼，和大年初一的20元红包。

　　这个收入在东莞，如果考虑病痛、变故、礼节、习俗等开销，无论如何节省也不足以维持生存。

　　去年11月，邓秀来因为工作劳累过度，突发肠梗阻并发阑尾炎，做了一个大手术，花掉1.4万多元，由于没有社保，全部由自己负担，一年的工资基本打了水漂。

　　所以他们往往“打几份工”，额外的工作包括捡拾废品、当晚班保安、推着小车上街卖水果、帮人在街上发传单等。

　　夏芝元夫妻既捡废品，又推一辆小车到莞太路上的智通人才市场门口，卖切开的菠萝。唐光忠则在医院当晚班保安，他每天最多睡4小时的觉。

　　打心里，他们自己都鄙视自己的工作。

　　“这是一种最下贱的工作”，这是他们的自白。他们是一群没有社会存在感的人，因为几乎没有人会在意他们的存在。李有才说，只有当环卫工们都不工作的时候，街上垃圾成堆，人们才能想起他们。

　　当然，他们偶尔也能收获感动。李有才的妻子邝竖英也是一名环卫工人，曾被公交车撞伤，一名附近的东莞本地人仗义出手，打电话给自己在交警支队工作的弟弟，帮邝竖英拿到了赔偿。

　　司机问这名本地人为什么多管闲事，他说，他们在我家附近扫地扫了十几年，扫得很干净，不能欺负他们。

　　对于邝竖英而言，这是值得说上一辈子的感动—她喜欢别人说她扫得干净。

　　“二老板”制度

　　58岁的陈延飞20多年一直在莞城做环卫，家里人今年已经劝他辞工回家养老，但他说自己还没到“退休年龄”，准备再干几年。

　　干劲十足的他，等来的却是被逼走的职业黄昏。

　　今年7月1日，莞城八大社区的环卫工作迎来了新的承包公司，新企业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试图将这些已经老去的环卫工赶走，最后酿成了8月25日的暴力事件，导致陈延飞等多名工人受伤，陈延飞受伤最重，左腿骨折。

　　蓝山县驻东莞流动人口综合服务站主任雷建基分析，新的承包公司试图赶走老环卫工，很可能是因为考虑到无限期劳动合同带来的预期养老负担。

　　不过工人们不懂这些，他们接触到的信息就是要减员，“原来三四个人做的事情，减到一个人做，不给这么多人饭吃”。

　　这种最朴实的逻辑，却恰恰说中本质。

　　起初，环卫工人们隶属莞城环卫所，是官方直管的单位。2006年开始“市场化改革”，环卫工作被企业承包。唐光忠说，就是按照人员数量、工作面积等指标，中标公司以一个全年打包价格从官方获得承包经营权，或自己经营，或赚上一笔钱后转包出去。总之，环卫工人的工资、福利此后就转由企业承担。

　　这意味着，承包企业全年收入是既定的，如果试图提高利润，约略有三个途径：一是降低管理成本，但这一方式的挖潜空间十分有限;二是压低工人待遇;三是减少员工人数。

　　第二点和第三点实施起来不需要太高的技术性，而且考虑到在实施第三点的基础上企业仍然有冲动附加实施第二点，那么环卫工人的工资总是全市最低、没有劳动合同、没有社保就很好理解了。制度本身，已经将承包企业和环卫工人推到天然的利益对立局面上去，企业和工人是一种零和博弈处境。

　　唐光忠现在负责6600平方米的清扫工作，按照两年前的承包价，每平方米为6.4元/年，那么这一区域里，企业能够从官方获得的拨款就是42240元。这一数字，约等于东莞一名产业工人当前的全年收入。

　　而现在唐光忠实际获得的收入是(1310元+280元/月)×12个月=19080元，不到官方拨款的半数，拨款大部分成为企业成本和利润。

　　不难看出，在不增加拨款，也无法规范利益分配的条件下，“市场化改革”事实上必然形成一种“制度性剥夺”。

　　在环卫工人们看来，正是“二老板”制度，直接导致了他们没有社保、公积金和其他合法福利。

　　老 去

　　如果取消承包环节，又是怎样的一番境况呢?

　　南城路，一段属于莞城，一段属于东城，同一条路上的环卫工人，待遇就有云泥之别。

　　属于东城的路段，由东城街道岗贝社区负责，这一社区的环卫工作一直未被承包，由社区直管。该路段的东城环卫工人告诉《南风窗》记者，他们每月工资2500元，中秋有1000元节日费，春节有3500元节日费以及1000元红包，一年中有6个月发放高温补贴，每月150元，有社保，有公积金，每个月还有4天假期。算下来，他们的全年收入与唐光忠负责的清扫面积的官方拨款相当。

　　这让就在南城路上居住的李有才夫妻无法抑制歆羡之情。

　　过去3年多的时间里，莞城八大社区的环卫工作由一家名为“绿宝石”的企业承包了两年左右，后来因为扣罚苛刻、无利可图而放弃承包。

　　陈延飞说，公用事业服务中心每天都会派人去路面上拍照片，有垃圾的地方拍下来，就扣企业的钱，负责拍照的是原来环卫所的老员工，他们的收入直接和拍照罚款数量挂钩，所以积极性很高。

　　唐光忠那时还是“主管”，他回忆，一个月60万元的打包收入，最多的时候“绿宝石”曾被扣过23万元。原本被拍照以后，工人也要扣钱，但那点可怜的工资已经扣无可扣，企业也不忍心。“后来工资都发不起了，公司只好放弃了。”

　　去年4月1日到今年6月30日的15个月里，因为承包公司缺失，环卫工作收归莞城公用事业服务中心直管，直到7月1日才迎来新的承包企业“聚某盛”公司。

　　赶人，按照逻辑顺延，并不意外地发生了。

　　对于环卫工们而言，老了，始终要面对某种归宿。当青春完全失落之后，回到离开几十年、已经陌生的老家可能也是最终的选择。

　　作为工人们仰赖的家乡官员，雷建基出面在当地政府与工人之间斡旋，连日的劳累让他中了暑，猛地仰头，喝一瓶药水，有几滴洒在《南风窗》记者的笔记本上，空气中一阵浓烈的藿香味。

　　他说，自己很想叫老乡们“回家”，老家现在也有了工厂，待遇比在这里做环卫工好得多。不过一下子安排不了这么多人，除了岗位，还有他们孙辈的读书问题要解决。“只能慢慢去消化。”

　　李有才习惯了每天清晨5点钟出门工作，协调期间的几天无班可上，仍然在4点多钟就会醒来。

　　有活干，他就不嫌辛苦。

　　“要说辛苦啊，19年来，2009年—东莞评上全国文明城市那一年—最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