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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5上海大火后被拘的无证焊工

  

2010年11月15日,电焊工王永亮到上海的第30天。这一天电焊包工头沈建新分配给他和工友吴国略的工作是:在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外墙改造工程的第10层,焊接脚手架承重工字钢。

  在他们头顶的22层和26层,脚手架管理员李新模和陶余武在给钢管刷漆。再往上的28楼,十几名来自重庆梁平的架子工正在继续向上搭建脚手架,管理架子工的包工头支上帮在他们之间巡视。

  下午2点,一场猝不及防的大火包围了整幢大楼。大火发生后不到24小时,上海警方公开了事故初步原因:由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起。4名相关责任人已被刑拘。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电焊包工头沈建新,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正在被拘四人之列。

  十天后,他们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正式批捕,同时批捕的还有其余9名犯罪嫌疑人,13个人的罪名都一样——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截至目前,大火已造成58人死亡。李新模和陶余武的名字已被列入死亡名单。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最后的施工

  吴国略父亲收到的拘留书上,记录着吴被抓捕的时间:午夜零点18分。

  除了是一名在江浙沪的工地辗转多年的电焊工之外,吴国略还是一个5岁男孩的父亲、一个服装厂女工的丈夫,以及一个经营着电器维修铺的老汉的儿子。

  来自江苏建湖县的吴国略来到胶州路工地刚好一个月,之前他和妻子在浙江平湖打工,经朋友介绍来到上海。“无非就是为了工钱多一些”。

  吴国略是5年前开始做电焊的。吴的父亲说,吴曾在盐城一家技校经过专业培训,拿过电焊证,但由于没有年检,证件可能过期了。

  火灾发生当日中午,吴国略在电话里告诉妻子,他在八楼的脚手架上,当时风很大,晚点再和她说话。这是吴与家人至今的最后一次通话。

  和吴国略一样,来自河南驻马店的王永亮也刚到上海一个月。一个月前,他和妻子曾通过一次电话,当时王永亮从广东潮州一家瓷器厂辞职,想到上海闯闯,到上海的时候王已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跟亲戚借的。

  在老乡的引荐下,之前跟别人学过半年焊接的王永亮加入了沈建新的电焊队伍,工资每天120元。沈建新,便是后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负责分包电焊的沈某”。

  23岁的沈建新和吴国略是老乡,已有七八年的电焊经验,据沈的爱人说,这是沈第一次接这么大的高层住宅,火灾当天,意外摔了一跤受伤的沈正在家里休息。

  其时大楼的电焊工作已经结束。但由于楼层太高,一楼的脚手架基础难以承受这么大的重量,施工中在10楼、16楼、22楼分别焊接额外承重的工字钢。

  在11月15日中午,施工现场的监理发现10楼一处脚手架“松了”,王永亮和另一名来自江苏的电焊工因此被叫来再次焊接加固。

  事发后除王永亮之外,还有五名电焊工接受了警方调查,一位接受过调查但免于刑拘的电焊工说,他经过技校培训,是有证上岗,而王没有证件。

  幸存的民工没有人能说清楚火是何时从何处引燃的。大火蔓延至整幢大楼才引起所有人注意。脚手架管理员陶余武的妻子从大楼旁的住处出来的时候,大楼已被浓烟包围,而侥幸逃出的人群中始终没有丈夫的身影。

  架子工们都逃到了楼顶,有人提议用尿液把袜子浸湿抵挡浓烟,有个年轻小伙子觉得太恶心拒绝了,但他成了第一个晕倒的人。

  大约5点,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被几个人从楼里抬了下来,当时他满脸漆黑,脚都站不稳。清醒过来的支上帮似有预感,他干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浦东家里的妻子打电话:“出大事了,大楼着火了,你拿几件衣服和孩子回老家。”

  楼顶的十几名架子工是最后被救出来的,消防员最终冲进大楼把他们半拉半抬了出来。在有毒浓烟和烈火炙烤中坚持了半个下午的他们逃出生天后,被立即安排接受调查询问,为此在附近派出所的走道里坐了一夜。

  第二天从派出所出来,强忍着喉咙的疼痛,工友们找到一个简陋的饭馆,对着廉价的白酒,一干而尽。“能捡回一条命,已属万幸。”一位工友说。

  架子工李新模陶余武:干活、睡觉、干活

  李新模的遗体是在楼道里找到的,当第二天他的家人在龙华殡仪馆里看到他的时候,这位身高只有156厘米的安徽太湖人鼻孔和嘴角还有残留的鲜血,估计是在往下逃跑过程中窒息而死,而他的工友陶余武已成焦炭,只能通过DNA确认身份。

  和已被刑拘的支上帮一样,李新模和他的同乡陶余武都是1992年前后到上海的,当时,上海刚刚开始开发建设浦东新区,整个浦东遍布工地,支上帮最初以在菜场卖鸡为生,后来,在静安一位退休官员的介绍下,做起了架子工。

  那会儿的脚手架还由毛竹制成,而上海建筑工地的工人构成正是从当时形成:江苏人做外饰装潢,安徽人搭脚手架,四川人做苦力。支上帮当时的工资一天不过8元,从8块钱一天起家,支用了十多年的工夫,拉起了自己的包工队伍。

  李新模没他的老板这么幸运。由于身材矮小,又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脚手架保管员,他很难找到什么好活,为了供老家子女读书,李在上海过得相当节俭。抽烟只抽大前门,喝酒也只喝5块钱一瓶的双沟,衣服从来都是捡来穿,在龙华殡仪馆里见他的遗体时,身上穿的还是侄孙女军训时的迷彩服。

  除了偶尔和工友们打点小麻将,李新模的生活单调得就像一张白纸:干活、睡觉、干活,周而复始。但他似乎却很少抱怨,有一次有个亲戚跟他借了200块钱,他身上钱不够,最后跟包工头的老婆转借了50块钱。

  偶尔喝多了,他也会絮叨一下自己的悲苦。他总说他活着唯一的奔头就是能给家里盖一栋楼房,让儿子结婚。

  陶余武挣钱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孩子。儿子今年上高三,女儿上初中,正是最需要用钱的时候,每年开学前夕都是陶余武往家寄钱的日子。干活之余,陶的唯一娱乐是租武侠小说看。

  按照原来的计划,再过几日,脚手架完工后,他们也就与这座高楼没有关系——散居于这座水晶般城市的各个迂折弄堂的他们,将会为新的高楼围搭脚手架。

  和胶州路公寓里的死难住户一样,这些在大上海讨一小碗饭吃的农民工们的生活,也因一场大火戛然而止。陶余武的老婆有着典型的农村妇女的沉默,她好像不知道该如何释放自己的情感,总是说着一句话:“这是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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