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北京闹市区爆炸事故之影响

■朱义长

1950年6月4日，北京市辅华合记矿药制造厂发生重大爆炸事故。该厂由解放军华北野战军某师生产委员会与民间商人合股经营，位于北京市朝阳门外大街的繁华地段。当时该厂存放有一批待销毁的地雷，打算从中提取制造雷管的材料，因管理不善，导致爆炸，当场炸死企业员工和附近居民20人，受伤住院152人，震塌厂房和民房千余间。

爆炸事故发生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等立即组织力量投入抢险救灾，到医院慰问受伤人员。政务院人民监察委员会派员巡视了事故现场，参加了事故善后处置紧急会议。6月15日，北京市政府向中央人民政府作出了深刻检讨并请求处分。市政府在检讨书中表示：发生爆炸的企业，本不应该在城区居民密集之处开设，该矿药厂虽为旧时代遗留，但解放后没有及时令其迁移；市政府之前虽然发出过布告，要求此类危险工厂、作坊要进行登记并采取防范措施，但没有得到严格贯彻执行，导致此次惨祸发生，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重大损失。为防范此类事故再度发生，北京市政府随即明令市内各制造爆炸、易燃、有毒等危险物品的工厂，必须在规定的期限之内，一律迁往南郊的指定地区。

时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虽已请病假休养半年，但仍代表公安局作出了深刻检讨，指出这次爆炸事故的发生，反映出“我们认真负责精神不够，工作不深入与不彻底，工作中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与官僚主义”等问题，并表示今后一定要努力工作、改进防范，避免再度发生此类事故。6月20日的《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了罗瑞卿的检讨。

北京市政府与华北军区联合进行调查，并呈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批准，对负有联合办厂领导责任的军队有关人员分别予以撤职、交由军法制裁和通令警告等处分；对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辅华合记矿药制造厂经理、副经理、总技师等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对负有爆炸物品监管责任的北京市公安系统人员分别予以撤职、记大过、严重警告、警告处分。政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批复还指出：市长聂荣臻和副市长张友渔、吴晗“有失职责、致肇事故”，但考虑到事故发生后能够积极进行各项善后救济工作并自请处分，所以免予处分。

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对辅华合记矿药制造厂爆炸事故的严肃查处，昭示了中国共产党和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定立场与鲜明态度，使各级干部受到深刻教育。

为迅速扭转旧社会遗留下来的隐患严重、事故多发的情况，按照中央人民政府的统一部署和要求，各行业、各地区广泛深入地开展了安全教育、安全管理和技术革新、安全大检查等活动。

重工业部发出“关于大力开展安全教育的指示”，指出在上年冬季的大检查后，各厂矿对安全工作均已提起很大注意，但安全工作仍处在极端薄弱的状态中，为此要在各企业单位、各厂矿中广泛开展安全教育，树立积极防范的安全思想，对员工进行安全思想教育、安全技术知识教育、遵守工作制度和劳动纪律的教育。

燃料工业部1951年4月召开的第2次全国煤矿会议指出，过去一年里煤炭系统各级领导干部基本上正确认识了安全生产的意义，纠正了过去“下井三分灾”“要出煤免不了会死人”等错误认识；强调要进一步加强思想教育，坚决纠正把生产与安全对立起来的错误观点，要求煤矿干部特别是直接领导生产的干部必须树立对安全负责的思想和坚定消灭事故的信心。

东北地区政府财政经济委员会发出了“为消灭事故、提高质量、进行均衡的有节奏的生产而奋斗”的号召，指出导致事故发生的一条重要原因是管理不科学，生产不均衡，存在着“前松后紧，突击生产”的现象。华北行政委员会爱国增产节约竞赛运动委员会发出《关于加强厂矿安全卫生工作的紧急指示》，要求企业建立安全卫生管理机构，“各厂矿应立即加强或设立安全生产主管机构，指派有能力的专职人员负责安全卫生工作，较小厂矿也应指定专人管理此项工作，贯彻安全责任制”。

从1950年到1952年底，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群众性的工矿安全卫生大检查。检查的内容主要是工矿建筑、消防、机器、电力、锅炉、通风、照明等设施设备安全状况，企业安全技术规程、生产卫生规则、安全卫生专责制、交接班制、检修制度等的建立与贯彻情况。

经过上下各方的共同努力，全国国营以及县属以上集体企业事故死亡人数明显下降。厂矿企业安全状况的明显改善，为国民经济恢复任务的顺利完成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