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安全生产及相关领域一直流行着一种说法：欧美发达国家的有关研究资料表明，当人均GDP在1000美元的经济起飞时期，工伤事故往往上升；达到3000-5000美元的经济稳定增长时期，工伤事故普遍趋于下降。许多专家据此就认定中国目前的安全事故的频发似乎是必然的，然而有些地区安全生产领域却似乎呈现出一个悖论，经济高速增长，安全生产事故却并无大幅度增长，相反却呈现出逐年下降的趋势，为什么经济增长质量与安全生产水平时而正相关，时而负相关的关系，中国的安全生产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难题，是特定政治制度、特定文化、经济发展特定历史阶段在安全生产领域中的表象，还是另有原因。

 我国经济发展正进入年人均GDP1000～3000美元的阶段。国际有人认为，这个阶段也正是安全生产事故高发期。而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认为：“事故高发期，只是说事故发生的概率较高，跟实际发生事故的频率是两回事儿。就像冬天是流脑高发期，但并不等于很多人一定会得流脑，关键要看我们怎么做。”

在当代的中国社会，批评者众多，问题谁都可以说，批评者谁都可以做，因为批评者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可以不付任何经济成本，政治风险，不承担任何责任；创新者少，因为创新是需要勇气的，是艰苦的心灵之旅，是对社会的责任，当前国内很少有人去探究在中国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环境下安全生产及相关领域的规律性特点，一谈到安全生产事故，就是加强监管，加大投入；就是官商勾结，官煤勾结；就是安全文化的缺失；可是据我所知，全国省级安全生产监察大队全国又有几家，安全投入又有多少；一谈到安全文化总是言必称杜邦，可是又有几人知道杜邦的“STOP”的精髓，又有几人了解杜邦的历史。殊不知， 这些原因只是表象，“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们切不可只知其表，不知其里，犯“盲人摸象”的错误，更不可为了解决一时的问题而以点概面，将安全生产工作引向错误的方向。

当前个别单位在安全方面会议没少开一次、文件没少发一份、制度没少订一条、教育没少掉一人、活动没少搞一回、口号没少喊一句，要求没少提一款、舆论没少造一项、投入没少花一分、对涉及人员的责任没少追究，对安全管理的探索研究没少出经验，但零打碎敲的事故却时有发生。问题出现了，大张旗鼓进行整治，然后又……如此循环反复。

这些问题，反映出少数单位思想作风不够扎实，没有把安全生产的责任链条延伸到每一个人，没有把安全生产的观念通过各种形式传导到每一个人，传导到每一个工作流程和环节，重过程轻落实、重形式轻实效，特别是在解决涉及单位安全发展的突出问题上，重视不够，力度不大，措施不力。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工作重点要放在事前事中：“在英美等国，不是发生矿难之后才搞全行业停顿检查之类的，而是日常检查中一旦发现安全隐患就严厉处罚矿主。要是真发生了矿难，安全监察部门反而不露面了，露面的是联邦调查局，是公诉人。”

 我国安全生产还处于自然本能期 ，安监局更像“灭火队”，而不是监管者。公众经常看到的是：在矿难发生后，先是中央发指示要求全力抢险妥善处理后事，然后安监局领导带队到现场指挥抢险，接着是停产整顿或大检查，最后是处理相关责任人。公众很少能看到，安监局的日常安全监督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①自然本能时期。这一时期大多缺少相关法律约束，企业关心安全生产主要是为了避免设备厂房的损害和利润的流失，典型的口号是“生产要安全，安全为生产”。 

 ②法制监督时期。这一时期的特征是：企业达到一定生产规模；对安全生产国家已制定一套专门法律；国家已有相当强大的安监队伍，发现安全漏洞会对企业严厉处罚。 

 ③企业自律时期。企业内部的规章比国家法律还严格，安全生产已内化为企业的需求。 

 ④安全文化时期。全社会都把安全生产作为一项基本道德，任何漠视职工生命和健康的行为不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而且为大众所谴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