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海建 晨报特约评论员

深圳龙岗的陈先生最近喜得贵子，可儿子降生后肚子有点鼓。深圳市儿童医院给孩子拍了十几张X光片后，要求给降生仅6天的新生儿做一场大手术，费用或超10万元。陈先生心觉蹊跷，带孩子到广州，结果仅用八毛钱的药就治好了。

西谚云，每个人都有一个价格。这话看似利欲熏心，有时甚为妥帖。十万块钱不见得能治好的病，结果八毛钱就解决了，你只能说这是个“奇迹”——陈先生太幸运了：若不是稍有医学常识、若不是敢于怀疑“权威”，新生的孩子要面临一场大手术不说，砸下的十万块钱能否买回健康恐怕还是个未知数。 “奇迹”的背后，对应着医德的价码。医德听起来是个不靠谱的东西，且我们似乎从未缺过，所谓“医者仁心”、所谓“悬壶济世”；但问题是，在医德无法被称量的背景下，一旦“失德收益”直接和腰包挂钩，就算病人扯破喉咙喊“MAYDAY”，医生可能也会和拒绝让道的机长一样，将私利凌驾于他人生命之上。

有几个细节难免令人生疑：一者，深圳市儿童医院在穷极各种检查之后，最终急于给刚降生6天的婴儿动手术，甚至提都没有提保守治疗的方案，这是为什么？二者，家属已经不是第一次来医院投诉了，医院负责人曾承诺 “7天后给出说法”，7天到了又提出“5天后”的说辞，究竟是故意拖延还是有难言之隐？……院方的回应很无稽，说自己手术本来就很多，不会没事找事。但问题是，“手术多”就能证明每个手术都必须做？在每个手术确实都是一笔挣钱生意的事实语境下，动辄十万以上的大手术怎么能算是 “没事找事”？

医生会不会从手术中“分红”注定是个悬案。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没有手术、没有病人，大医院就不能成其“大”。事实上，医院越大、从医者收入越高。难道，大医院都是价廉物美，跑量经营？还是让现实来说话吧：今年7月份，《2010年广东三甲医院服务满意度调查报告》发布，对省内全部47家三级甲等医院的服务满意度进行了评比和分析，结果显示，广东“看病贵”无改善，医德医风有退步。八毛钱能解决的病，开出十万的药方，“看病贵”注定是个死结。

“生不起，剖腹一刀5000起；病不起，药费利润10倍起。”这是民间流传的顺口溜。但实际上，“看病贵”是一枚硬币，包含两个层面的关系：一是虚高的价格，如何挤干水分需要制度发力；二是过度医疗，医患之间信息不对称而导致医生恶意推销，解决这个问题很难，因为没有一种监管能细究到每张处方。对后者而言，医德与药费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医德上去了，“一毛钱处方”多了，患者的日子自然不会那么艰难；反之，医德下来了，好药贵药就是个无底洞，腰包里就是揣个印钞机也不够填。

今年初，一则“中国人每年人均输液8瓶”的新闻，揭开了过度医疗的冰山一角。譬如八毛钱的病，开出八块钱或者八十块钱的药方，顶多算是“见仁见智”，毕竟医疗也是带有一定主观性的事情；但几十项检查下来毫不犹豫就拿新生儿开大刀，费用高达十万元，这恐怕就有“质”的区别。卫生部统计说，我国卫生总费用2005年为8659亿元，2010年为19600亿元，5年间年均增长13.6％，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其中，既有物价上涨、技术进步等因素带来的合理增长，也有过度医疗造成的不合理增长。

制度再好，也不可能肃清医学规范和伦理准则上的阴霾。医德的沦陷，伴随着社会道德的滑坡，已然是个不争的事实。在我们纠结于要不要扶起跌倒老人的时候，也不能不思考：何以拯救日渐稀薄的医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