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日报》（2013年08月26日 06版）赵昂    

小时候，在我家的胡同口，每天都会有一个诗人坐在那里，干什么呢？修车。
此人年轻时也喜欢过文学，据说颇能舞文弄墨，和同辈人一样，去农村种了几年地，回来工作不好找，就在胡同口摆了个修车摊。晚上不出摊的时候，就在家里写诗，也有不少文艺杂志发表了他的作品。
那时候百废待兴，文学界也一样。既然一个领域正是白纸一张，那么谁成名都有可能，那时候终成大家的人物，也不免是街道工人、小学老师。相比于有正式工作的人，修车诗人有的是时间，他还鼓捣着办了文学讲座班，听众来自各行各业，来讲课的也不乏名人。
有心人，天不负。过了一段时间，一个爆炸性的消息传遍了胡同里的大小院落，修车诗人和另外一个朋友合著的小说竟然获了奖。在那个“文学热”的时代，获奖不仅意味着出名拿奖金，还意味着有了调动工作、翻身“吃皇粮”的机会，大家都猜测，胡同口的修车摊恐怕开不了多久了。不出所料，很快就有人找上门来，有不少“耍笔杆子”的岗位随便修车诗人挑……
街坊们对诗人的获奖又喜又忧，忧的是孩子们没处去了。原来诗人的修车摊还有一个功能，“寄存”书包和孩子。放了学的小孩们想去踢足球，书包没地方放，交给他帮忙看着，谁家的孩子万一忘带了钥匙进不了门，家长也会提前拜托他到时帮忙照应。反正，把孩子交给他，街坊邻里都放心。
修车摊关了几个礼拜后又重开了，原来，修车诗人到要调他的单位转了一圈，发现每天要朝九晚五坐班，天天写晦涩的文件，这和修车诗人的性情大为不符。在他看来，每天睡到自然醒，想出摊就出摊，想休息就休息，挣了小钱给自己时不时开开荤腥乐呵一下，才是最开心的。“那个单位有什么好？每天天不亮就得起床去上班，大冷天的冻死了。还得给领导端茶倒水，我干不来，人各有命。”我们这些小孩子自然听不懂，哈哈一笑就一哄而散了。
等我们都到了上中学的年纪，隐隐约约开始听见老人们说，当年与修车诗人一起合写小说而出名的那个人，调去一个大单位坐办公室，仕途亨通，一路高升。有一次那个人坐车回来看老朋友，黑色的奔驰车引来不少人围观。
大家都劝修车诗人别修车了，他当年的文友中，已有不少人做官经商发达起来，自然也撂笔了。只有修车诗人边修车，偶尔在小报上发个小品文，不过，随着“文学热”的褪色，文学版越来越少，稿费也很低，用修车诗人的话，“只当挣个凉拌土豆丝的钱。”
再后来，骑自行车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诗人的修车摊也日渐冷清，常常一天之内都难有一两个人前来修车，没办法，他只好撤了修车摊。并无其他技艺的修车诗人正发愁日后生计，居委会却主动找上门来给他介绍工作。原来，这片地区要通地铁了，地铁出口正好就在他过去修车摊附近，地铁口要设自行车存放处，眼下正好缺个看车的人。而居委会之所以会把这个闲差留给他，竟是因为街坊邻居们看不见路口的修车摊，觉得不安全，一起去居委会帮他争取来的。
自此，修车诗人变成了看车诗人，他也许久不写诗了，因为没人看诗了。要说人生难测，要到了转运的时候，挡也挡不住，穷途潦倒一生的修车诗人因为看车发达了。他偶然帮了一个郊区守寡的农妇，两个人一来二去竟然好上了，结了婚。他有文化，自然颇得对方的喜欢。谁承想，郊区占地，农妇家的破院子变成了好几套楼房，好心的修车诗人，就这样成了“房爷”。房爷自然不必住在胡同里的破平房，他要搬到新城的宽敞楼房去了。
待到修车诗人搬家的时候，我们都过去帮忙，毕竟，小的时候，我们都曾拜托他看过书包，父母不在家时也去分吃过他的午饭。诗人没有多少财产，大部分家当就是许多泛黄的旧书，足足搬了一天。搬完书，大家凑钱买来啤酒和毛豆，一起坐在胡同口当年修车摊的位置，对着夕阳聊天。
说起他当年那个当了大官的文友。“那个人啊，前两年得病没了，宦海沉浮仕途不顺。他本是个文人，不适合官场，意气用事得罪了人，受了气。”修车诗人淡然地说。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又一起看着夕阳，只觉得，眼前这个没出名没做官，随性生活的修车诗人，却才是一辈子幸福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