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

这些年，读到的传记和回忆录作品不少，也常常有人怂恿我写这样的东西。也许，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回忆往事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内容也是难免的。读了不少回忆录的作品，总不满意，也不知道为什么？前两天闲翻旧影碟，翻出意大利纪录片大师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好久没看了，又把它放进DVD机里，看到熟悉而新鲜的画面。安东尼奥尼在1972年受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邀请来拍一部关于中国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在有关方面的陪同和安排下，拍摄了北京、河南林县红旗渠、苏州、上海这些接待方认为有代表性的地方，在陪同人员的陪同下进行了拍摄。影片完成并在海外上演后，文化革命中的中国领导人组织了对这部影片密集的批判。事过四十年，再次看到这些画面，感到震撼，真实而不加修饰的逼真纪录，为一个时代留下了可贵的影像。安东尼奥尼因为拍摄这部影片被扣上了“反华”的帽子。再次观看这部纪录片，让我反思了许多关于回忆和真实的问题，我也在回忆，而我的回忆与这些胶片记录下来的记忆也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呢？

我认真反思一下，时光荏苒，我的回忆会被各种外部的力量“剪接”“编辑”和“删改”，重新恢复记忆的原貌，需要拂去遮蔽在记忆上的那些浮尘。《中国》影片中用了相当长的胶片拍摄了一个“针刺麻醉”剖腹产的全过程。没有麻醉师，只用了几根银针，产妇努力微笑中产下婴儿，护士还在手术台喂产妇进食。很显然这是得到接待方安排的节目，证明中国医疗革命的成果。我不反对针灸，但确实是我们曾有这样极低水平的医疗状况：一把草药几根银针再加一个没有经过系统培养的“赤脚医生”。这本来是极其让人觳觫的危境，而人们却一直当作伟大成果在歌唱，是我们的判断力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忘记了事情的本身而记住了口号和标语？我记起我当年插队的那个村庄赤脚医生的药箱，一盒针灸银针，三瓶药，消炎片、去痛片、阿斯匹林片，再加碘酒和红药水。全村的医疗就靠这六件药品，因为我背过所以记得，因为我一直认为不重要，从未想起过它？《中国》为1972年的中国留下了可贵的影像，这部纪录片不是“反华”的，如果以《中国》的记录为起点，可以看出四十年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何等惊人的进步。

记忆需要恢复，也需要唤醒，还需要校正。前些日子在广东参加中国旅游业一个峰会。见到了民间博物馆的著名人物樊建川，他征集了大量的民间收藏，创建了规模宏大的抗战博物馆和汶川地震博物馆，以及各个时期中国人的日用品等几十个专门类型博物馆，他告诉我光是各种检讨书他就收了十万份。我不知道他这十万检讨书能否展出，会不会涉及他人隐私，但我相信这样的民间博物馆是恢复记忆，唤醒记忆和校正记忆最好的课堂。樊建川是个博物馆奇才，也是个精明的企业家，见面时，他穿的套头衫前胸缀了个布老虎，下有一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个愤青外貌的行头。我赞赏他做的事情，因为他在为我们这一代人保存记忆，人们会从那些曾经遗忘的物件中拾回遗失的故事。

因此，当我再一次想起巴金的那三个字：“说真话”，更感到这三个字的分量。以前只是理解为“敢不敢”说真话，在思想解放的闯关时节，是需要勇气和胆识的；其实还有一个“能不能”说真话的问题。记忆被剪辑被涂改之后，说出来的还是真话吗？当自我迷失，匆匆写出来的那些“回忆”可能“神马都是浮云”，是提前写出的光彩谢幕词，给这个浮华的时代添一抹浮云而己。今天的读者真的如巴金所说：不再相信梦话！

抹去回忆中的浮云，没有神马，“没有神，也没有兽，大家都是人。”还是巴金说得对啊，人之所以是人，因为人才会有回忆，所有人的回忆就构成了最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