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路决定出路，观念即是力量。领导有病，叫职工吃药；这是众多企业重症传染病VIP温床。有些拿着几十万年薪的企业老总，在一些会议上经常泛泛地说：安全没有什么“灵丹妙药”，只有“严防死守”的把人看好，出发点就是“听天由命”，办法就是群众管（斗）群众。拿着同样年薪的企业某党委书记，在考察领导班子时，发现有一位学“安全工程学”的大学生，惊叹到：安全还是一门学问？毋庸讳言，一切不良的习惯和知识的匮乏，都是从我们的领导做起的。目前中国有一种潮流，叫“专家访谈录”，这家那家，最后，他们总结出来安全生产这条路，是“穷”路，说白了就是一条“死”路。因为“穷”他们才去“挖煤”，去“挖煤”，他们就要死，很简单的逻辑思维；这个逻辑思维实际上专家们把我们带回了100年前的煤坑里，爷爷辈们嘴里叼着煤油灯，光着脊梁，弯着腰，用麻绳吃力地拉着堆满黑煤的竹编筐时代。谈“穷”话“安全”；从技术特征上看，我们回到了农牧业手工业时代；从认识论的基础来看，我们仍然停留在“听天由命”这个层次；从人类安全文化的发展观念上看，呈现给我们的永远是古代文化的宿命论；因为我们所有的行为特征都是被动承受型的；比如：近期的安全生产状况虽然有所好转，但是，特重大事故仍然没有遏制的态势；国家安全生产总局用尽了吃奶的劲，处心积虑的方法，还是一个无能为力。我认为这是一种“偏课”现象，安全是国家一级学科（ＧＢ／Ｔ13745-92），学会就已经不容易。承认差距不可怕，怕就怕执迷不悟到养痈遗患。一个国家一个企业一个人不紧跟时代的步伐，终将被历史的车轮淘汰。1845年革命导师恩格思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两句话：资产阶级的法律“公开宣布了无产者不是人，不值得把他当人看待”。“但是我们确信，不列颠王国的劳动者是会争回自己的人权的”。

日本学者日下公人说：“产业革命其实就是文化的工业化现象，新的文化可以产生下一代工业。” 当前我们的企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化，想来想去，还是“头疼治头，脚疼医脚”文化；落后了，买设备，国产的不行买国外的，不会用，操作不方便，拆！全自动变成半自动，半自动变成手动。人机工程学是研究人、机械和环境相互关系和规律的科学。操作空间、操作器具、信息源、使用方法、环境因素、作业组织、作业者的综合负荷、综合检查评定这些就是人机学安全检查的基础条件。行业与行业之间，工厂与工厂之间的设备、工艺都有不相同的地方，可能安全管理的模式也不相同，人员文化素质也不尽相同，但是，管理的方法和手段应该是相同的，就是如何使职工在自由操作中不受到伤害，不是单纯地提高职工的安全意识，消除不安全因素。大家很容易理解，现代化的设备是建立在安全可靠、环境舒适的工作条件下为前提，越先进的设备，人员伤亡的机率就越小，操作、维护的人员文化素质要求也就越来越高。研究排除妨碍企业顺利经营的障碍，使其获得自由，才是企业经营的最高境界。这种经营的理想就是使企业快速发展的出发点，要想快速的发展就要使自己的设备或产品开发一代、储存一代、研究一代，各类人才的培养也是其理。凡是预则立，不预则废。长时间的管理涣散和麻木不仁，必然造成个别领导对掌握安全技术和管理知识缺乏严密的科学态度、严谨的求实精神和严肃的责任意识。再加上急功近利、虚假、浮躁思潮的侵染，严重的曲解和低毁了安全生产的价值功能与实际意义。实际上也是一种安全文化的颓废，也必然造成一个工厂一个企业一方地方避坑落井的事态。美国经济学家泰勒对死亡风险较大的一些职业进行研究，解救一个人的生命大约34万美元。多么美好的一个数据，一个以人为本的标志性数据。首先我们是否相信这个数据，我们的专家们能否驳倒这个数据，驳不倒，我们必须相信这个数据，用这个数据来指导我们的工作，查找我们的差距，不能看着这个天文数据来“听天由命”。

古有“天灾人祸”之说，大凡事故，不是灾就是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人的不安全行为和物的不安全因素。再举一个很直观的交通细节的案例：假如我们闯红灯的人、酒后驾车的人、超速、超载行驶的这些违章人越来越少，交通事故必然越来越少。每一个国民，每一个执法者都把红绿灯看成一个安全科学的诚心信号，我们的交通死亡事故决不是“一天坠毁一驾波音747的代价”。中国古人说的好：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习惯是人生之基，而基础水平决定人的发展水平。大量事实证明，习惯如何常常可以决定一个人的成败，也可能导致事业的成败。俄罗斯教育家乌申斯基(1824-1870)说：“良好的习惯是人在其思维习惯中所存放的道德资本，这个资本会不断增长，一个人毕生可以享受它的‘利息’。”另一方面，“坏习惯在同样的程度上就是一笔道德上未偿清的债务，这种债务能以其不断增长的利息折磨人，使他最好的创举失败，并把他引到道德破产的地步……”。

“一贯单位的安全文化是个人和集体的价值观、态度、想法、能力和行为方式的综合产物，它决定于保健安全管理上的承诺，工作作风和精通程度。”以上是英国保健安全委员会核设施安全委员会（HSCACSNI）人因组织提出一个安全文化修正定义，很合理，很具有操作性。研讨再多的企业安全文化理论，说白了，一个阳光企业生产出的产品应该是：没有泪水、没有血水、没有职业污染的阳光产品。我们这个集体就好比是一根6×37钢丝绳，断一根减弱一个强度，缩短一次安全生产寿命。断一股的时候，安全管理等于停滞，钢丝绳必须报废。《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俱之。这又是一个民族的“听天由命”的症结所在。神秘产生于无知，无知诞生愚昧。在一些事故处理中，由于人为隐瞒事实真相，人为的添加许多神秘的色彩，转移视听，最后大家把事故看成天灾，把问题归结为是“听天由命”。隐患堆积多了，久而久之，演变成：人不遂人愿，天遂人愿；最后，问题反而没有解决，原因没有查清，就把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在体制上，难道知识也存在体制问题吗？从原子弹爆炸到核电开发，从“神五”到“神六”的安全返航，大家关注的是“大安全”；“小安全”则“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自然界中，只有小溪汇聚成大江大河，违背自然规律的结果，必然是拿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种“听天由命”的感觉。从民族这个角度看，讳疾忌医才是真正的民族痼疾。说起来受儒家教化影响了几千年，“兼相爱、交相利”的道理又有几代人领悟之，墨翟之曰“祸、篡、怨、恨”毋起，就必须“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墨子．兼爱》)

只讲天灾，淡化人祸；是所有地方官僚官员看待事故的一致口径。用讳疾忌医谈“蔡桓公”；用“落实不下去，严格不起来。”谈当前安全生产状态比较恰如其分。讳疾忌医可能会冤枉一大片管理者，现代医疗科技如此发达，有病谁不想“治病疗伤”。没有“钱”怎么“看病治病”，所以必须首先认清是有“病”还是“没病”；是那方面那个部位“有病”，再谈“治病”；还要分清是“真病”还是“假病”；是“领导”有病；还是装备“有病”；还是“员工”的安全行为意识“有病”；还是安全员在喊：“人命关天”到“杞人忧天”的犯病。有些病需要“花钱”，有些病不一定需要“花钱”。总之，要对症下药，真正善待自己的“病”。难道目前安全生产之状况，真是治病的费用太高，“看病难”；或者说就是治不好的“癌症”！中国工矿企业从技术发展的漫长过程来看，隐患存在的之“低级”，技术含量如此“没有文化”，没有“癌症”之诊断结果，只有流行性“感冒”和“乙脑”。久而久之，生命落实不下去，救命的钱拿不出来；最后只有一条路――听天由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