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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劳动保护》30年

 

  1984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原劳动部,从事劳动保护工作。近30年来,始终与《劳动保护》杂志保持密切联系,既是工作需要,也是缘分使然。

  我没学过劳动保护专业,刚工作时单位阅览室这方面的书籍刊物不多,翻阅最多的要算《劳动保护》杂志,其全面性、政策性、知识性、实用性、趣味性适合各类读者,尤其像我这样的初学者。在她的引导下,结合学习日本学者青岛贤司的《安全管理学》《安全工程学》《安全教育学》,我顺利地度过了劳动保护专业启蒙教育阶段。渐渐地,《劳动保护》杂志成为我每期必看的杂志和工作中必备的参考书,她不仅是我专业学习的引路人,而且是我工作中的亲密导师。

  1988年以后大约10年时间里,我定期为《劳动保护》杂志提供一些工作信息。大概是为了鼓励我提供更多更好的信息,《劳动保护》杂志编辑部发给我一张国家新闻出版署正式登记的编外记者证。因为不是真正的记者,心里发虚,所以没用记者证采访过。唯一用过记者证的一次,是在上海蒙到一张火车票。当年,正常渠道很难买到急需的火车票,急中生智,想起用记者证尝试一下。于是,在特定窗口,羞羞答答地递进记者证,大大方方地飞出火车票,真是又惊又喜。后来,国家清理证件时,这个记者证在我身上藏了不到3年,就按规定上交了。我始终感觉愧对记者证,愧对《劳动保护》杂志。

  《劳动保护》杂志曾经一度不定期地采编一些内参,专供国务院领导参阅,有些内参文章也来自我们提供的信息。我发现,我们单位向国务院的上报件,领导批示的不多,而《劳动保护》杂志编报的内参几乎每期能得到领导批示。究其原因,方知《劳动保护》编辑部不仅对信息进行再加工,而且派记者深入调查核实,再集中集体智慧编成内参上报。由此我懂得一个简单但很重要的道理:如果要写出好文章,必须深入实际调查采访。正如美国著名战地摄影记者罗伯特·卡帕说的,“如果你的照片拍得不够好,那就说明你离战火还不够近”。调查研究成为我工作中的自觉行动和习惯做法,也是起始于《劳动保护》杂志对我的启发和影响。

  我是《劳动保护》杂志忠实的读者,也时常产生投稿的冲动,只是稿子有时很蹩脚。记得有篇投稿,一位编辑客气地告诉我,稿子很有新意,也有看点,但现实可行性不够,建议我深入调查研究完善。还有篇投稿,反映事故调查的想法,编辑部认为言之有物有理有据,加了编者按,登出后引起积极讨论,还被转载了几次。这两件事让我经常回忆和品味。《劳动保护》杂志的编辑们认真对待每一个投稿人,每一篇投稿,从来没有放松把关,这是对读者负责,对作者负责,也对杂志本身负责。办杂志如此,想做好任何一项工作何尝不是如此?

  如今,《劳动保护》杂志走过了60年光辉历程。经过多次改版,不断改革创新,质量越来越好,但“尊重、热爱、保护生命”的办刊宗旨始终没变,面向企业,面向基层,面向劳动者,面向劳动保护工作者,深受广大读者喜爱,为我国劳动保护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凡贡献。衷心祝愿《劳动保护》杂志越办越好,越来越成为劳动者的贴心人。(作者为国家安全生产监管总局监察专员)

  编辑 晓 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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