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福岛核电站海啸后爆炸的场景

　　举世瞩目的日本福岛“3·11”核泄漏事故，是自1986年4月26日前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严重核泄漏以来，人类发生的最严重的核泄漏事故。据官方统计的数据，在切尔诺贝利核悲剧中，死亡人数达到9.3万人，致癌人数达到27万人，经济损失达到数千亿美元。而日本“3·11”核泄漏事故至今，东京电力公司仍未能找到事故解决之道，此次事故给全球环境造成的影响难以估算。

    民众指责——事故升级 “国家犯罪”

　　自“3·11”核泄漏事故发生以来，核泄漏事故连连升级。3月13日，日本政府初步将此次核泄漏事故定为国际核事故分级表中的4级;3月18日，日本政府又将事故提高为5级，与美国三里岛核事故等级相同。4月12日新华网报道，日本经济产业省原子能安全保安院与原子能安全委员会于当日上午举行联合新闻发布会宣称，将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的严重程度评价提高到最高级别7级。

　　国际核安全和辐射事件等级(INES)按照核泄漏事件的严重性逐级分为7个等级，为了能区分1级到7级逐级递增的严重性，人们把它们分别称为：单次异常，事件，严重事件，区域性事故，大范围区域事故，严重事故和重大事故。1~3级用“事件”一词表述 ，而4~7级则用“事故”一词表述。那些没有涉及到安全重要性的事件用“偏差”一词并被定为0级。

　　被认为是有史以来最严重核事故的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也为7级。有专家指出，目前核电站放射性物质的泄漏还没有完全停止，担心最终泄漏量可能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相当，甚至更多。截至4月13日，已有 28名福岛核电站核泄漏事故抢险作业人员遭到辐射，并出现辐射疾病症状。

　　4月13日人民网转引自《环球时报》驻外记者撰写的《福岛核事故等级调至最高级7级 核灾难令世界哗然》一文指出，几乎所有的国际媒体都报道了日本在核事故评估等级上与国际社会的分歧。在此之前，日本国民也坚信政府“3·11”核泄漏是辐射物泄漏有限的危机的说法，并与国际社会争执了近一个月，质疑其他国家的说法“虚张声势”。现在，日本官方态度的突转让国内一片哗然，有议员指责政府向全世界说谎，在雅虎日本网站上，有网民留言写道：“一个月都在欺骗国民，现在才说什么7级，这一个月以来究竟有多少人受到了辐射，这是民主党的国家犯罪。”有德国媒体说，现在外界需要知道的是“真相”。俄罗斯几名核科学家4月11日举行记者会，其中有人建议把日本告上国际法庭，一名俄科学家称，日本福岛核泄漏是切尔诺贝利的10倍，积攒的核废料是切尔诺贝利的50倍!现在没人知道谁的话更可信。路透社援引专家的分析说，所有迹象都表明这是一次7级事故，3个核反应堆和4个燃料池未被冷却，这意味着至少有7个装置出现问题，而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只有一个反应堆出问题。美国《华尔街日报》指出，5级意味着放射性物质“泄漏有限”，需要制定“一些有计划的对策”;而最高级7级则表明，放射性物质“大量泄漏”，“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大范围影响”，需要“扩展对策范围”。该报还指出，上调事故等级相当于无情地承认，“3·11”事故所造成的影响可能是长期且严重的，数以万计的民众已被迫疏散，另外，核辐射还通过地下水和农作物蔓延至日本东部广大地区。

    媒体批评——不负责任 连连失误

　　4月8日《国际金融报》记者王丽颖编译自国外媒体评论的《“核外交”震荡成日本第四大压力》一文指出，自东京电力公司向海洋排放核污水后，欧美亚多国都沦为“辐射区”，人们的情绪也由最初的焦虑转变为“愤怒”。有专家指出，核事故对大气、海洋环境和食物链造成的影响，也许未来几十年都不会根除。韩国政府4月5日开始指责日本向海水中排放放射性污水的行为有可能违反国际法，韩国和俄罗斯均声称，待调查结果公布后将追究日本政府的责任。日本并不是第一个将核废料排向大海的国家，1993年俄罗斯以没有钱处理核废料为理由，将低辐射废料倾倒在日本海域，当时引起日本的强烈抗议。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核工程教授爱德华·莫尔斯指出，污水只能通过水泥池封存，然后等待自然脱水沉淀。也有些有良心的日本专家支持这一固体保存方法，但修建密封池不仅需要很长时间，提炼污水还需花费大量财力和人力，看来东电公司舍不得这么大的投入。

　　4月11日《北京晚报》发表的《福岛核危机为何成为人祸?》一文指出，国际社会已开始深刻反思福岛核危机。是什么原因导致核救援丧失最佳机会?为何东电及日本政府对福岛核危机公布的数据前后不一?日本在处理核危机中的一些教训值得各国政府和核电行业吸取。 该文还援引国外媒体的批评言论，将这一教训分别归纳为“四大遗憾，两大祸根”。

　　“四大遗憾”，一是东电为保资产贻误战机。美国《华尔街日报》网络版刊登文章，援引熟悉福岛第一核电站情况的多名人士的话称，东电因担心机组报废而未及时向反应堆注入海水。东电之所以不愿用海水冷却反应堆，是因为担心损害其对核反应堆的长期投资。海水可能会使核反应堆永久停运。二是政府危机管理乱作一团。为了给不断升温的反应堆降温，日本政府3月15日就指派自卫队出动直升机到核电站上空洒水，不料遭到拒绝，理由是“自卫队员可能遭受辐射伤害”。自卫队叫不动，日本政府救灾总部16日只好向警察厅要求派出特殊消防车，眼见警察已出动，自卫队才在17日派人参与救援。三是行动遮遮掩掩屡拒援助。日本千叶大学一名副教授不满地说：“日本人的自尊心理太强，我们羞于开口求人，但我们需要帮助而且很紧迫。”一些日本媒体认为，政府拒绝外国援助是导致核事故局势恶化的原因之一。日本政府直到3月15日才正式向国际原子能机构提出派遣专家协助应对核危机的请求。而在核灾难持续整整3周后，人们才看到了擅长处理核事故的美国特种部队空降日本国土。四是低级错误接连发生。3月14日下午，东电开始向2号机组反应堆注入海水以实施冷却。但几个小时后，大约4m长的核燃料棒完全暴露在水面外，持续超过2h。据报道,原因竟然是水泵的燃料供应中断，导致注水停止。这种低级失误其实只要调配专人负责查看即可避免。东电3月27日上午公布， 2号机组地面积水的辐射物质浓度陡增到正常值的1000万倍，这个数字把全世界都吓了一跳。但到了3月28日凌晨，东电又称数字有误，有可能把真实情况夸大了“10万倍”，需重新检测。重大核污染数据的发布如此轻率，令世界舆论困惑。

　　“两大祸根”一是官商联盟监督机构形同虚设。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指出，是疏于监管和贪婪导致核危机的发生。报道引述俄罗斯核事故专家尤利·安德烈耶夫的话说，东电和日本政府曾联手推销核能产品。日本的原子能监管机构与企业关系亦十分密切，只是“一个虚假的监督机构”。东电事实上建立起了一个官商联盟，将政府负责监管它的两大系统都变成同盟者。美国《华尔街日报》指责：日本官方对核电事故信息披露上的保守作风，是核电安全的大隐患，这是因立法和监管不力造成的。二是财大气粗培养“御用”官员专家。东电成立于1951年5月，犹如日本经济界的巨无霸。根据2009财年数据，东电总资产13.2万亿日元，当期销售额5万亿日元，从业人员5万多。2007年售电量数据显示，东电居世界第4位。一直以来，东电为宣传核电安全投入了大量资金，通过电视、报纸等媒体投放大量广告。也正因此，一些日本媒体在此次事故中不愿“得罪”东电。财大气粗的东电，不光把资金砸向媒体，还拱手给了政治家们。据了解，东电是很多议员获取政治献金的来源。据报道，东电还常花重金在高校培养自己的“御用学者”。

    专家点评——发展核电 安全第一

　　日本福岛“3·11”核泄漏事故发生以来，对全球核电产业及发展战略带来了负面效应。据4月8日《国际金融报》援引国外媒体报道，人们在媒体上争论不休，核电产业是继续发展还是应该叫停。多个国家已经叫停新的核电项目，不少地区还爆发了反核电游行。虽然抗议声不断，但俄罗斯、印度等国均表示会继续增加核电站数量，俄总理普京说：“没有核能，世界永难言能源均衡。”近期发生在利比亚的战争，何尝不是能源之争。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勒令一些技术落后的旧核电厂关门接受安全测试，而西欧许多国家也遇到了类似难题。

　　4月2日，中国科技部部长万钢在“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新闻发布会上指出，发展核电一定要坚持安全第一。特别是在源头研发、工程设计建设、运行管理、灾害防御预警等方面，一定要尊重科学。以科学的态度更加严谨、严密地做好核电安全工作。我国正在开展的第三代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研究，要按照世界公认的标准，加强安全度的研发和设计。万钢认为，从科技的角度来讲，首先要加强对日本核泄漏污染及影响的监测和检验。要对我国现有运行的核电站进行更加周密的安全性分析。还要对我国正在实施的科技重大专项中关于先进核能，也就是第三代压水堆和高温气冷堆的研究加大投入。按照世界公认的标准，加强安全度的研发和设计。

　　4月12日人民网发表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林伯强的《核电未来 发展与风险的平衡选择》一文指出，我国对发展核电是一个艰难的选择。从规模方面水电是一个有力的竞争，但我国剩余水电资源开发潜力十分有限，且水电机组造价近年来一路上升;风电和太阳能成本高、规模小，只能作为补充能源。所以说现阶段选择核电主要来自于低碳发展的需要，以及石油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价格的走高。

　　该文在谈到日本核泄漏事故带给我们的教训时指出，首先，日本受影响核电站采用的是二代核电技术，最大问题就在于遇到紧急情况停堆后，须启用备用电源带动冷却水循环散热。我国正在沿海建设并将向内陆推广的第三代AP1000核电技术则不存在这个问题。因其采用“非能动”安全系统，一旦遭遇紧急情况，不需要交流电源和应急发电机，仅利用地球引力、物质重力等自然现象就可驱动核电厂的安全系统，冷却反应堆堆芯，带走堆芯余热，并对安全壳外部实施喷淋，从而恢复核电站的安全状态。其次，日本的教训说明，核电除了设计、建设、运行安全，还需考虑在“万一”的情况下，如何把损失最小化。从国家到核电企业各层面都需落实安全应急预案。快速应急反应对有效处理核安全事故至关重要。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是加强对公众核能安全知识的普及。对核电的恐慌可能会来自于信息的不透明。因此，政府应积极主动公开相应的信息，加强对公众核能安全知识的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