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我记事时候起，就见母亲穿着带大襟灰袄，那衣服好像长在她身上一样，一年四季不离身。至今我都不明白，母亲的上衣，为何都是带大襟的，且是灰色的，没有一件花衣裳。既然如此，她也不给我妹妹做花衣服。或许是那个年代人，都是这样的。即使赶集上店，也是如此。妈妈手巧，会编铺毯垫和套包子（驴戴的），白天干家务，晚上点着煤油灯，穿着那件带大襟灰袄，每天编织到半夜，次日清晨，她早早做好饭菜，催我们起来吃饭，上学。

60年代，有一年暑假，我从外埠念书回来，见母亲没在，我猜测，她准是剜菜去了。我左等不来，右等不见，我推开大门，刚走出十几米远，母亲从苞米地钻出来，挎着一大筐菜，很吃力的样子。我接过那个筐，赫，足有二三十斤，连我挎着都费劲，何况母亲。

母亲先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对我说：“饿了吧，妈给你贴大饼子。”在那个年代，苞米面大饼子，就是顶好的主食。或许我是吃苞米面长大的，对其情有独钟。不大时间，母亲起锅了，锅的四周是一个挨一个大饼子，黄灿灿的，表面上挂有一层油，散发一种诱人的香味。我捧着一个贪婪地吃了起来。这期间，母亲脱下那件带大襟灰袄，放进水盆里，打上肥皂，揉搓了几遍，然后再用清水投了投，晾在院内的搭绳上。傍晚，母亲又将那袄穿在身上。我很想说，妈妈，你没有别的衣服，非得穿它不可吗。但话到嘴边，咽了回去。

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一门心思扑在工作上，有时春节我都不回去探望父母。难怪母亲说我，你咋那么忙，连家都不要了。弟弟来信说，不管你多忙，必须来家一趟。我记得，那是80年代末期，我家四口人，两个儿子，一个念小学，一个当兵的。我们回老家过的春节。那年月，交通不是很发达，我们下了火车，还有20里路，没办法雇了一辆小驴车，待我们到家里，都下午三点了，有的人家，都开始过除夕了。我见母亲站在院外，正冲着马路望我们呢。我见她穿带大襟灰袄，脸都冻紫了，我说，妈，你咋穿得那么单薄呀，母亲笑了笑。我把黄棉大衣披在她的身上，牵着她的手，回到家里。农村不像城市，家家不生炉子，冷得很。而母亲更冷。第二天，是正月初一，弟弟妹妹都穿上新衣裳，唯独母亲还是那件带大襟灰袄。我是家里头大，心里不是很细，根本想不到给母亲做件新衣裳，现在思想起来，很是懊悔。有一年秋天，母亲独自到北票煤矿看我们，她还是穿那件洗了发白的带大襟灰袄，我问母亲，这衣服有多少年，母亲不回话，只是笑。我爱人硬是领她到服装店，母亲不肯做，后来买了块布料，仍是灰色的，她自己缝做一件带大襟灰袄。

21世纪初，年近80 岁的母亲，得了腥红热。由于抢救及时，捡回一条命。然而，祸不单行，没过半年，又得了脑血栓，半身不遂，整天躺在炕上。她仍穿着带大襟灰袄。我逗她，妈，你的衣服是租来的，不兴换个差样的。那时候，家里条件比较好，弟弟妹妹给她做了一件又一件新衣裳，不知为何，新衣裳都压箱底了，那件破旧带有补丁的带大襟灰袄，却不离身。没过一年，病情加重了，母亲知道时日不多了，她指着箱子，妹妹知道，她要看包里的衣服，那是给她准备的，都是崭新的。她嘴里嘟哝，我穿那件带大襟灰袄，我穿那件带大襟灰袄。母亲临终时，为何还要穿那件带大襟灰袄呢？！始终是个谜。

屈指一算，母亲离开我们11周年了，她的形象仍活在我的脑海中，我仿佛看到她身着一件带大襟灰袄朝着我走来，好像说，我就是你们的母亲。

一件带大襟灰袄，却成了母亲最最美丽的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