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  善于挖掘生活宝藏

——读刘邦举小说有感

                  孙守仁

刘邦举先生是《贵州日报》资深编辑，闲暇之余，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他著的《跬拾集》，收录了43篇小说，或许我对小说情有独钟，仔细拜读，深有感慨。他的小说不长，源于生活，但又不罗列现象，复写生活，而是从中寻觅闪光点。他不是乏乏地写，很讲究品位，一个个小人物在我眼前浮现，好像同我娓娓而谈，纯朴的语言，不时地在耳际回荡。有人说，小说不好写，很难把握，无从着手。刘邦举先生的作品，很有分寸，也很有看点，并非他妙笔生花，而是他善于挖掘生活矿藏，提炼“金子”，展现读者面前的人物，栩栩如生。有人苦于没素材，或没东西可写，然而，刘邦举先生像一台大型挖掘机，善于从日常生活中挖掘宝藏。纵观刘先生小说，有很多闪光点，也很有值得学习的地方。

创作的着眼点，放在人的品性上。刘邦举小说中的人物，看似很普通，但又非常有品性。他的小说是历史的印迹，富有时代特点。比如，小说《靳》的主人公，是个吝啬鬼，病了，不住院，不吃药。昏迷中，把他抬上担架，揭开他的床垫一看，让人瞠目结舌：百元大钞铺满一床，钱下一牛皮纸上有一行字：“黄金万两都是命。”还有小说《二哥》，二哥做了官，忘了母亲。母亲病重都不去看，更别说为她尽孝了。对吝啬鬼这样的人，如何反思，对二哥这样的人，怎样鞭挞，很有警示作用。《野猪岭》是通往野猪岭的路上，一伙劫匪竟敢到公汽上进行抢劫,作者不光是揭露阴暗面，而是笔锋一转，便衣公安出现了，化险为夷，打掉劫匪气焰，让读者感受到了光明。我觉得，作者不是一味去揭露，也不是一味去歌颂，而是客观地反映社会现实，给人以真实可信的感觉。

小说的语言有嚼头，不是戏剧却胜过戏剧，很有个性化。都说小说是语言的艺术，刘邦举小说很讲究艺术，当然是体现在语言上。既要贴切，又要符合人物性格，给人看了，像发生眼前的真人真事，过目难忘。比如，小说《野猪岭》开头是这样写的：中巴磕磕碰碰，忽儿哼哼叽叽，忽儿喘着粗气，忽儿像“停止呼吸”，它似乎在诉说“你龟儿老板，既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比如，小说《靳》，迈开八字脚，四摇四摆，每一脚都是轻轻放下，轻轻地提起，好像想起什么得意之事，半弯着腰……再比如，小说《麻刀枝》：麻刀枝，是一座山，不知是谁的杰作，取这么一个怪眉怪眼的名字，读起来拗口，听起来烦。像“包谷饭老酸汤才屙干净几天”，“两股鼻子就像永远撸不完似的淌着”等等。他每一篇小说，语言鲜活，像跟读者唠家常一样，既带有黔文化的特色，又有大众化语言，给小说增色不少。我觉得，小说应有地方特色，又要语言魅力。但有些报刊上的小说不是这样，毫无特色，主要是语言贫乏，人物死板，千人一面，万人一腔。刘邦举先生的小说，读起来朗朗上口，品味起来，余味无穷。

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小说的结构也不应是模式化。小说布局，像盖房子一样，不能都是火柴盒，更不能过于奇异。应因地制宜。北方的房子跟南方的房子不一样。其原因是受地理位置、气象以及风俗习惯影响，选择不同的结构。小说的结构也是如此。刘邦举先生的小说，我通读了一遍，有的篇什读上了三遍，可以说，受益不浅。生活本身是千变万化的，色彩斑斓，小说结构也应如此。我曾经读某名人的小说集，非但人物雷同，连开头、结尾都大同小异，语言毫无特色。再看看他的小说《棋王》，令我眼睛一亮，小说结构不是平铺直叙，而是根据作品的需要安排情节。棋王马骐跟镇长下棋，一连三盘皆输。镇长退休后，他跟马骐的孙子连下了三盘，全军覆没。其中这段对话饶有兴趣：镇长问：“你读几年级？”“初三”“你们班有多少学生？”“五十三个。”“会下象棋的有几个？”“都会，全是我爷爷教的。”“那么，有你这个水平的有多少？”“不是几个，至少有三十多个”。棋王的形象通过对话凸显出来。尽管是小小说，但他采取明写与暗写相结合，把个棋王刻画得淋漓尽致，形象如此高大。